蘇軾:半酣味尤長

北宋是中國酒文化史上毫無爭議的一次高峰,而在這座高峰上屹然挺立著一座炫目而多彩的豐碑,那就是游走于興發和恬淡之間的蘇軾。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他所處的北宋中期,儒、釋、道三教合一成為社會主流思潮。由于三種思潮都注重從功名利祿向內心修行轉變,所以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文化性格開始迥異于前人。尤其在出仕和歸隱之間,他們逐漸找到了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的矛盾平衡點,既能保持參政的熱情,勤于政務,敢于直言上諫,同時也能在功過寵辱和是非曲直面前保持較為平靜的心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蘇軾正是這三教合一思潮的集大成者,而酒在蘇軾的思想形成和三教合一的過程中,發揮了步可替代的興發作用。

蘇軾是史上最著名的酒食專家之一,用現在的時髦話講,是一位地道的飯醉達人。后人習慣將李白和蘇軾并駕齊觀,因為兩位在詩酒領域同樣有著濃厚的興致,不僅創作了大量的飲酒詩文,而且流傳下來許多與酒有關的逸聞趣事。

不過,蘇軾在酒趣、酒德,以及演繹的酒道,與李白迥然不同。李白可以斗酒詩百篇,可以一飲三百杯,可以斗酒十千恣歡虐。雖然蘇軾也有接近李白豪放的一面,但蘇軾的酒道,更像是一位潤物細無聲的酣客,雖然少了疏狂不羈的灑脫,但怡然自得,毫不拘謹。

酒博士萬偉成先生將蘇軾的飲酒狀態定義為“量小而興濃”。據說蘇軾年輕時的酒量極小,甚至聞酒輒醉。而且他也沒有酒膽,向以“畏酒人”自居。所以他的飲酒體驗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別人喝酒他聞酒味兒,一個是看別人的醉態,就當自己也醉了。后來出仕為官,頻繁的應酬,以及別人精心布置的各種飯局,逼不得已,才略略練就一點酒量。

這些在蘇軾的詩文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力證。《題子明詩后》說:“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此時,蘇軾已經五十歲。而在《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自序》中,他的畏酒情緒已經不復存在:“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 到了六十歲光景,他給表兄程正輔寫信說:“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此時酒量又略有增長。

從害怕喝酒,到主動練習飲酒,再到可以喝一點,蘇軾的酒量增速緩慢,但蘇軾的飲酒趣味卻驟然見長,而且自鳴得意。在《書東皋子傳后》中,他說:“與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人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也就是說,論酒量,他是最小的,但論酒趣,他則是最濃的。

蘇軾所謂的酒趣,不是指酒癮。蘇軾自己也不是一個十足的酒膩子,更不是李白式的酒瘋子。蘇軾的酒趣,融入了社會思潮的變化,間接反映了其三教合一的文化性格,講究“意氣”、“天全”、“禪修”、“半酣”和“適意”,同時也兼顧養生的訴求。

儒生意氣酹江月

于所有文人士大夫的經歷相似,少年的蘇軾躊躇滿志地希望建功立業,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時,往往帶有濃郁的疏狂色彩。而后,殘酷的現實總讓他們歷盡坎坷,甚至折戟沉沙,心灰意冷,然后死灰復燃。滄桑歲月的生活閱歷不斷累加,他們逐漸勘破紅塵,意氣闌珊,歸于平淡簡約的隱逸世界,但昂揚的少年意氣卻如一粒頑強的種子,雖然深深地掩埋心底,卻難以磨滅,常常成為其滄海一笑的創作動力和詩酒魂魄。我們權且稱之為“功名情結”。

正如蘇軾一首膾炙人口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或尚友古人,或指點江山,或撫今追昔,在蘇軾的飲酒世界中,“功名情結”是其永恒的主題。

而另一首被稱作蘇軾轉型詞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上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蘇軾在詞中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狂野的進取之心。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蘇軾的此類作品多數是兩個藝術形象并存,一個是老翁,一個是酣客。老翁的形象,隱晦地表達了詩人對于進取功名的渴望在殘酷現實中的曲折與無奈。酣客的形象,則成為其權且恣意汪洋的心靈自留地。

身為當朝名士和文壇領袖,蘇軾的仕宦生活多半在顛沛和流放中度過。前半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積極進取博得功名。而當他發出“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水調歌頭》)的興嘆時,詩人仿佛幡然醒悟,轉而意興闌珊,專心修葺自己小宇宙里豐富而細膩的壺中乾坤。

道家源宗說“坐忘”

蘇軾少年時曾師從眉山道士張易簡,潛修《莊子》,至晚年,復皈老莊哲學。在蘇軾的坎坷一生中,老莊哲學一直是其守護心靈凈土的強力衛士。而酒入老莊,老莊論酒,則成為東坡酒韻的第一道特色風景。

“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蜺。”(《試筆》)蘇軾的詩酒境界,已經不是簡單地以酒入詩,而是將詩歌、藝術、哲學、美學和飲酒融會貫通,開創了中國藝術史上文化詩學和文化書法的雙重領地。

蘇軾在《超然臺記》說道:“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抱。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追求精神上的“安而樂”和靈魂上的獨立自由,這是歷代士大夫和文人墨客在苦逼的現實生活中賴以自我慰藉的境界,而蘇軾則將酒后感悟的齊物論作為主要的武器,構筑和守護他的心靈凈土。

“閑里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韻》),在蘇軾現存的詩文中,“天真”、“真境”、“坐忘”等老莊哲學的詞匯,經常被形容于飲酒而獲得的精神自由的狀態。“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和陶飲酒二十首之十二》)蘇軾直接引用《莊子》“醉者神全”的原典,表達自己超然世俗,尋求內心本真和精神解放的愿望。但這種狀態略帶逃避的嫌疑,而在《醉白堂記》中,飲酒則成了他夢想照進現實的有效熔劑:“方其寓型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

蘇軾所謂的“坐忘”境界,與《莊子》一脈相承,以“吾喪我”為前提,實現從物我合一的“實”到物我兩忘的“虛”的轉變,升華到天真自然的“天全”境界。所以,蘇軾的飲酒已經超越了體道的目的,而朝著達道的方向推進。正如其《濁醪有妙理賦》中所說:“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凝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

酒到酣處恰禪修

道家的“坐忘”與禪學的思想相同。道家講究“得魚忘筌”、“得意忘言”,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人們總要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而當目的實現的那一刻,又必須舍棄掉工具和手段,否則不可能達到目的。筌,是一種捕魚的工具。捕魚需要用筌,當用筌捉到魚時,又必須要舍棄筌,才能拿到魚。語言,是人類表達意志的手段,當受者通過語言了解講者意志之后,就必須忘記語言本身,否則就容易斷章取義,誤入歧途。禪宗所言的“舍筏登岸”也是同樣的道理。你到河的對岸去,必須要乘坐竹筏。到了河對岸,必須從筏上走下來,才算走到對岸。

禪學與道家思想的相通之處,不僅上述一例。而從道家啟蒙的蘇軾,對禪宗的癡迷程度,就像是一個禪宗的超級發燒友。他一生中或游歷,或謫居,所到之處,遍訪名山,結交禪師成為他必修的功課。

在杭州任職期間,蘇軾寫了一首偈語詩:“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孤芳自賞半天,然后讓學童呈給對面金山寺的佛印禪師。佛印看后隨手書批了“放屁”二字,叫書童帶回去。蘇軾一看書批,頓時勃然大怒,氣洶洶過江找佛印理論。佛印答道:“既已八風吹不動,怎會一屁打過江?”所謂八風,是指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八種世間擾人心智的俗風。蘇軾自詡能夠經得住世間八風,豈料佛印一個“放屁”就讓蘇軾坐不住。此時,兩人頓時哈哈大笑。

此類機鋒,在蘇軾的一生中很常見,而且多數以蘇軾自愧而告終。雖然專業水準有限,但以禪趣下酒,也是蘇軾的一大發明。在北宋時期,受南禪修為方式的影響,“飲酒食肉不礙菩提”已經為社會所普遍接受。這位蘇軾等文人把飲酒和參禪的體驗打通,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氛圍。

蘇軾就經常用參禪的體驗來形容酒后的心境,從而把飲酒體驗提升到哲學和宗教的層面。例如“醍醐與酒同一卮,請君更問文殊師。”(《偶與客飲》)“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習。”《沐浴啟圣僧舍與趙德麟邂逅》等等。

禪宗提倡“本心即佛”,忽略外界的影響而強調內心的修為。蘇軾在飲酒的過程中追求心靈曠達和精神自由。無形中,二者在蘇軾的詩酒境界中奇妙地粘連在一起。“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優樂本來空”(《薄薄酒二首》),為了追求精神的解放,就連飲酒的過程也可以忽略和否定。

但蘇軾又并非完全否定飲酒過程對于精神愉悅的作用。在《和陶飲酒二十首》中,他多處提到對于酣適和曠達的關系的理解。例如“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之十三)再如“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故忘爾。”(之十六)

酒到半酣余味長

從建安風骨、魏晉風流到盛唐氣象,縱酒放歌長期占據著我國酒文化的意識主流。而到了蘇軾,文脈雖然貫通如一,但酒道的方向卻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不再講求醉狂和濫飲,而是要“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湖上夜歸》),講求適意的愉悅體驗,注重養生的功用。這一點,與當代白酒泰斗沈怡方先生倡導的健康飲酒、文明飲酒的理念高度一致。

他明確反對過量飲酒,多次批判魏晉和盛唐的狂飲風氣。例如《謝蘇自之惠酒》:“高士例須憐曲蘗,此語常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曲蘗未必高士憐。醉著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于天。達人本是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沉迷阮籍傲,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群仙。流誕露頂置不說,為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常孤圓。”

“高士例須憐曲蘗”,語出韓愈的《贈崔立之評事》:“高士例須憐曲蘗,丈夫終莫生畦畛。”同樣是美食家,同樣喜歡以酒會友,但蘇軾對韓愈的飲酒觀念極為鮮明地提出質疑。而且詩中還對后人津津樂道的“竹林七賢”和“飲中八仙”進行了極為嚴厲的批判,稱其為“貪狂嗜怪”。

蘇軾這一飲酒理念的形成,大致因為四個方面的影響。首先,蘇軾天生酒量小,不具有狂飲的身體條件;其次,北宋人飲酒,普遍崇尚淺斟低唱,社會風氣使然;再次,在飲酒體驗的過程中,蘇軾完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融合過程,同時又超越三教,追求寧靜淡泊、閑適無欲的生活;第四,與他晚年喜歡陶淵明的詩直接相關。

蘇軾晚年對于陶詩的喜歡,已經到了癡迷的程度。但即使一向推崇陶淵明,他也不肯放過對其飲酒失當的批評。例如《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嘆,無弦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笑劉伯倫,醉發蓬茅散。二豪苦不納,獨以鍤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陶淵明撫空琴,向來被視為一件雅事,但在蘇軾看來,完全多此一舉。而對于陶淵明“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天真自然,蘇軾也恥笑說:“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李行中醉眠亭三首》)

蘇軾的飲酒,完全是其追求哲學之道的途徑和工具。在他的詩酒世界,儒家的實用主義、道家的天真自然,釋家的心齋坐忘,以及相關的美學思想,全部融入到半酣和適意的飲酒理念之中。所以,他所推崇的飲酒理念,既包含了曠達自然的心境、超然物外的智慧,同時也明確提出了正確的科學飲酒、文明飲酒的生活指南——半酣。

不僅飲酒文化,蘇軾還是一位釀酒的發燒友,不管外放做官,還是遷居,經常會帶上一大堆釀酒所需的原料和工具。而且,他還搜集整理了大量記述釀酒技藝的文獻。其中最著有的就是《東坡酒經》。概述十分系統地講述了制曲、原料、工序、以及酒體風味的鑒別等,在我國釀造科技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在《書東皋子傳后》中,他自稱:“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為之酣適。’”他不僅喜歡釀酒,而且書生本色,喜歡進行各種研究和總結。據不完全統計,他自己釀過的酒,有蜜酒、松醪酒、真一酒、洞庭春色、羅浮春、萬家春、天門冬酒、桂酒等。

作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飲酒先達,他已經從單方面的消費體驗,延伸到對釀酒技藝的濃厚興趣。所以,在我國酒文化史上,蘇軾雖然不及李白雄奇偉岸,但光彩之炫目無出其右。而其飲酒的審美思想和力行示范,則是我們現代社會消費文化創新和品牌市場競爭的雙重背景下,最值得研究的寶貴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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