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的轉折6:日本の南進與日美走向對抗

我們中國人在記錄抗戰史時,往往側重于本國感情、話語權或戰場本身,對當時其他真正決定性大國間圍繞著中國相關問題的斗爭過程,反而極少著墨。但實際上,這些被忽略的列強外交史才是對于現代中國最有價值的部分。

在上文《鏈接:國運的轉折點:美國從伙伴變成對手》我們講到,在1938年11月初的近衛聲明及11月底的御前會議中,日本決定構建排斥英美法等國的東亞新秩序,使得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從消極中立,變成了消極反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日美關系就不可挽回。這一點,從當時日美雙方的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出,至少在1939年2月之前,無論是日方,還是美方,當時都沒有下決心把對方視為真正的敵人。

1937年-1939年1月:日美關系的相互評估

與大多數事后的想象相反,從1937年-1939年的日本外交、軍事政策制定文件來看,日本諸多決策者都認為,涉足遠東的主要強國中,美國是最不可能與日本沖突的國家。為什么當時日本方面會有這樣的判斷呢?不外乎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源于日本方面認為美國在中國的利益最少,與日本對華政策的沖突最少。

日方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主要體現在列強之中國租界處置上。那個時代,英、法、意、比等國不僅在中國有產業,而且還有受這些國家直接管轄的租界,這些租界實際上相當于列強的海外領土,主要分布在天津、上海、廣州等地。中日戰爭爆發后,隨著日軍對這些城市的占領,就產生了嚴重的外交問題和避不可免的沖突。在日本的占領區內,列強的租界往往淪為中國反日力量和中國金融機構的避難所,而且中國的法幣在這里得到了承認和使用,日本的軍票不是對手,在這種情況下,重慶政府就可以借租界獲得物資援助,并以此影響日本占領區的金融秩序。就這樣,西方列強的租界就很大程度上成為日本侵略的障礙。

因此,為了抓捕中國抵抗者、摧毀中國遺留的金融機構和經濟影響力,日本乃多次施壓英、法、比等國,甚至直接出兵包圍租界,在層出不窮的摩擦中,日本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也就急劇惡化起來。然而,美國人在中國不僅沒有租界,而且在華貿易額相比英國也非常少(1860年后,美國人被清政府賜給了一片天津租界,但屢經波折,都沒能獲得美國政府同意,乃在1880年和1896年兩次嘗試歸還租界于清廷,在未獲回應下于1902年交給英國人管理。)。除了美國輿論對日本的猛烈抨擊外,雙方的真實利益沖突其實相對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決策層乃得出了一系列“日美不會對抗”的結論:

1937年8月,日本海軍省在關于英國對中日戰爭反應的軍事戰略報告中寫道,“戰爭(中日戰爭)爆發后,(由于美國在華利益有限)我國與美國直接利害沖突很少,雙方交戰沒有任何好處”,“(戰爭中)利害沖突更多在于英國,以英國為目標擴充軍備是我國緊要課題”(土井章監修編撰的《昭和社會經濟史 海軍省資料第四卷》)

1938年1月,時任日本內務大臣的末次信正(海軍大將)在接受記者山本實彥采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英日關系的確在急速惡化)但很難相信美國會受英國指揮,日本與美國沒有任何利害沖突,所以這種事很難想象”。(《時局對談》之《改造》1938年1月號、269—270頁)

1939年1月,面對美國突然而至的對華桐油貸款支援計劃,日本頗為錯愕,但熟悉美國的日本商界在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報告中,以這樣的論斷排除了日方決策者的憂慮,“由于英美貿易爭端的尚未解決(當時英國推出帝國特惠制),美國與英國存在著經濟對立情緒,兩國不可能在中國問題上合作”。(土井章監修編撰的《昭和社會經濟史 海軍省資料第四卷》)

第二個原因,在于日本決策者認為日美經貿利益高度重疊,日方認為,與日本交戰完全不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

以下數據可以看到美國與當時統治遠東之日本帝國貿易往來的重要性。從 1933 年到 1937 年,在美國出口到亞洲的所有商品中,日本所占比例超過 49%。僅 1938 年,日本 44%的進口物資來自美國。相比之下,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額可謂微不足道。當時的美國商界強烈反對任何與日本交惡的外交舉措,目的就在于此。相當多的美國企業界當時不斷表示,“良好的日美貿易對美國經濟的恢復和健康至關重要”——這里要特別指明的是,當時日美貿易是美國順差極多。

在這篇文章中,受主旨所限,我不便累述當時美國媒體和商界反對美政府干預中日戰爭的種種努力。下一篇《1939年7月-1941年7月日美貿易戰與脫鉤》中,我會詳細闡述當時日美商界對兩國貿易戰和脫鉤的種種反應。

從真實的情勢來看,日本對美國的判斷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即美國與日本真實利益沖突并不多,再加上日美經貿利益對美國極為重要,美國并不愿意與日本走向對抗。美國政府的這一態度,哪怕是日本1938年底宣布將建立排斥美國的東亞新秩序之后,也是如此,并在隨后英國政府對美國的外交試探中得到了體現。1939 年 1 月 26 日,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萊琪向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提議兩國聯合起來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格魯認為制裁日本未必能收到效果,美國對日政策還沒有最后確定。

事實表明,美國的對日政策依然在搖擺,她尚未決心與日本走向對抗,最多只是消極反對日本。恰如當時美國國務卿赫爾所言:“與日本交惡,我們會背負沉重的負擔。因為美日貿易的總額是歐洲國家與日本貿易總額的兩倍。如果對日攤牌,不只很可能引發戰爭,美國還會因此背負沉重的負擔。”

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國最終決心與日本對抗呢?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說一下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

1939年2月日本進軍南洋的嘗試與美國對日態度的急劇惡化

“確保主要航道的友好安全,乃是關乎合眾國生死的重大利益”——美國前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

1936年4月,日本海軍中強硬派為了追逐陸軍滿蒙生命線的地緣新概念,隆重推出了“南洋生命線”的《國策要綱》,揚言日本的崛起必須占據南海地區,獲得了日本輿論的狂熱吹捧,日本《東洋經濟導報》贊之為日本振興的真正戰略。但是,日本政府深知這些行為必將激怒英法甚至美國,所以在當年通過的《國策之基準》中,雖肯定了南進的價值,但依然強調了日本要以經濟手段和平推進,避免使用軍事力量。

中日戰爭爆發后,日軍橫掃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使得中國沿海戰略價值極高、防御薄弱的諸島成為近乎無主之地。戰爭之初,由于顧慮戰爭進程尚未明晰以及與西方大國的關系,日本對這些島嶼保持了克制(英法美等國強烈反對日本軍隊占據這些島嶼,他們害怕退出海軍公約的日本在此修建機場和海軍基地),然而,到了1938年底,隨著武漢會戰的勝利及日本與英法關系的急速惡化,日本決心在行動上不再顧忌西方的看法。

一戰后《五強海軍公約》不僅規定了英美日三強的海軍比列(5:5:3),而且不允許三強在西太平洋增加基地設施和防御設施,其中日本承諾不在臺灣和托管諸島修建海軍基地,英國不得在香港及東經110度以東地區修建海軍基地,美國不得在夏威夷以西修建海軍基地,這些協定乃是一戰后太平洋英美日三大強國互信的根本基礎。

但昭和之初的日本青年并不懂現代外交,且深信大炮即真理,他們認為這個協定是英美對日本的殘酷壓迫。于是,伴隨著昭和青年的影響力增強,日本在1935年后逐步退出了協定,進而破壞了英美日之間的互信,也種下了日本帝國滅亡的肇因。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了《日支新關系調整方針》,強調“在華南沿岸的特定島嶼設立特殊地位”,“在華南沿岸特定島嶼及相關地點駐屯及若干艦艇部隊”,這個特定島嶼,實際上指的就是海南島。就外交后果而言,日本政府自信地認為,“進軍海南島和南洋諸島,將威脅印度支那(法國控制)和馬來亞、新加坡(英國控制),勢必影響與英法的關系”,“但相較而言,美國絕無可能因此與我為敵。”

在這種預期下,日軍于1939年2月,出動了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龐大海陸空兵團入侵海南島,擊敗微不足道的守軍后占領該島。3月30日,日本公開宣布南沙群島歸日本治下的高雄總督府管轄。這些舉動引發了西方列強的抗議,其中英法最為激烈,美國則相對和緩。正是由于這種和緩,使得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美國不會干預,以致于占領海南島后,日本制定的事后海軍作戰計劃《昭和14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1939年2月27日)中,主要闡述了與英法中作戰的情況,竟然沒有與美國作戰的準備。

在入侵海南島的作戰中,日軍不僅出動航母編隊,而且天皇的兄弟高松宮宣仁親王(如圖)親自督戰,足見日本對此的重視

然而,日本政府忽略的一點就是,日軍對海南的占領和南沙諸島的染指,雖不能使美國立刻下決心與日本攤牌,卻足以改變美國對日本角色的定性(如盟友、伙伴、對手、敵人):

即如果入侵海南之前的日本,在美國眼里只是一個試圖獨占中國市場的侵略者,雖然令人討厭,但與美國無關,那么入侵海南之后并在此興建海空軍基地的日本,在美國眼里則變成了一個對其具有真正現實威脅的敵人,已不僅僅只是討厭。這一點,在當時外交官員的信札和文件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1939年2月下旬,日本入侵海南之后的十多天后,美國駐日大使、著名的親日外交官格魯在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以前所未有的憂慮之心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他說:“如此一來,日本獲得了一個能夠建設航空兵、海軍的強力基地(海南),日本對美英法以及荷蘭領土的作戰行動距離進入600邁。香港將被阻斷,馬來也將被輕松地覆蓋。這是日本實施掐斷南洋航道南進冒險政策中,最有邏輯性、最無可反駁的一次布局”(相澤淳《海軍的抉擇》)。

到了1939年4月,面對日軍在南沙的部署嘗試,美國國務卿赫爾在筆記中寫道道,“日本對南中國海地區的南沙群島以及其他無數的島礁提出了主權要求,并試圖部署軍隊,她對世界野心的輪廓現已逐漸變得明朗“(《美國國務院外交事務文件,1939年遠東》)

這種對日本定性的不同,必然預示了美國對日本政策的實質變化。這也意味著,她將很快做出反應。

1939年4月-1939年7月:英美太平洋防務劃分與日美貿易戰爭

日軍入侵海南的僅一個多月后,美國與英國兩大海軍超級強權就開始協商針對日本的海軍合作,并提出了“由美國海軍負責針對日本之太平洋防務,英國海軍負責歐洲的“戰略構想。(相澤淳《海軍的抉擇》)。

1939年4月15日,也就是日軍入侵海南島僅僅兩個月后,在美國海軍作戰部長WilliamLeahy的強烈建議下,美國政府正式決定將隸屬于大西洋防務的加勒比海艦隊調往太平洋方面,這也意味著美國行動上將日本視為自己的真正潛在敵人。

1939年7月26日,日軍入侵海南島五個多月后,在日本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美國政府突然宣布中止《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六個月后自動廢棄)。這也意味著,原本被視為兩國關系基石的日美經貿關系開始轉向脫鉤,日美貿易戰正式開啟。就這樣,地獄之門初次展露了他的笑臉。

那么,當時統治遠東的日本帝國是如何在震驚之中面對這種突然而至的沖擊呢?她又采取了哪些對策呢?這是我們下一篇所要講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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